给 媒 体 一 次 机 会
——“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
进入今年以来，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迭起。特别是伊拉克战事、SARS疫情，更是震惊寰宇，举世瞩目。这些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为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3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由新闻学院副院长孟建教授主持，新闻学院40多位教师与会。与会教师就媒体的职责与功能、我国新闻报道机制、我国媒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得失、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刻反思。大家一致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给我国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反思自我、引发改革的机会。
一、媒体的职责、功能与报道机制反思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新闻记者、媒体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职业使命，发挥社么样的社会功能？童兵教授指出，新闻媒体是公众认知世界的桥梁，监督社会的公器。报道天灾人祸，是新闻记者责无旁贷的职业使命。中国媒体对于报道天灾人祸的职业使命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即使在这次SARS泛滥事件中，也还不能说记者对此都有了共识与自觉。童兵教授主张：新闻界同仁应当认真审视自己的职业使命感和职业操守贯彻得如何；党和政府也应以这次SARS泛滥为契机，严肃反思自己的新闻政策，不是一味地动用一些早已过时的纪律政策去束缚记者的手脚，而应鼓励、保护、支持他们真正履行社会了望者的责任。我们新闻界要在新一届党中央正确决策与平民作风的影响下，有全新的转变与进步，力求在更大考验来临的时候不让人民失望，不辱自己的使命。
张骏德教授认为，在灾难面前，大众媒体应当是保障社会稳定、民心安定的“稳压器”，是调适社会各系统动态平衡的“协调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推动器”。如何实现“稳压器”的功能？一是告以实情，二是解释实情。告以实情比紧捂灾情更能维护社会安定，解释实情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即提高公众接受、判断、利用新闻信息的能力。显然，我们在SARS袭来的时候做的还很不够。
李良荣教授指出，面对SARS，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失误（特别是4月20日前）告诉我们，今后新闻报道应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全面准确地公开信息。第二，媒体可以有不同的见解、意见，比如专家对突发事件的看法。信息和意见只有公开传播才能引起社会重视，造成舆论，引起决策层关注。内部意见的传达机制往往无法达到沟通。建国50年多来最大的教训就是容不得反对意见。知识分子有人文精神，其本质上是带有批判性的。媒体要创新，就要有冲破现实的勇气。当然这种批判与创新应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我国媒体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妥善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一定要寻求媒体制度的创新。
黄芝晓教授认为，SARS危机引发了党和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政策的进一步转变，“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和原则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问题是今后的新闻报道工作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一理念和原则。陈桂兰教授认为，我们的新闻政策和观念要有突破、变化，革命斗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应该有大的不同。和平建设时期新闻媒体更多的是服务人民，发挥引导、协调、凝聚、提升的作用。如果新闻报道工作过度政治化，势必影响一些问题的正常处理。
不少教师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高度讨论了政府和媒体应该及时、准确、公开发布、报道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张海鹰副教授认为，信息需要整合，而信息整合的前提是公开和透明。我国军队的361潜艇失事都公开报道了，非典疫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措施既不是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机密，而疫情的蔓延又威胁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因此公民的“知情权”应该得到尊重，相反继续捂着盖着不利于信息的整合反而会危害国家安全。
李春讲师认为，随着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人们的自主意识也在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要求更加强烈，政府要获得民众的信任，必须要让民众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负责任和自信的政府来说，只有做到信息公开、保证民众知情渠道的畅通，才能取信于民，在舆论上真正获得主动。
二、应对突发事件：我国媒体的“缺位”与“复位”
关于近年来我国媒体对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国际事件的灵敏度和报道业务方面的进步，不少与会者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刘海贵教授指出，我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战事的报道，无论在传播的规模、声势上，还是在业务的手段、方法上，一改以往几乎几十年不变的报道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报道及时、客观，而且是全方位、全天候，令亿万中国受众叫好，令世界各国同行称奇。中国媒体这次对伊拉克战事的重视并非偶然，WTO的加入、党的十六大的成功召开，使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空前解放，加速发展中国新闻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比以往任何年代显得成熟。中国新闻事业一次历史性变革的序幕就此拉开了。张国良教授、廖圣清讲师提交的学术论文《信息时代的战争、传媒与受众——关于上海市民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调查报告》，以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印证了刘海贵教授的相关观点。
大家公认，和对伊拉克战事迅捷、全面的报道相比，我国媒体早期对本土SARS疫情的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位”现象，只是在政府正式承认没有及时、准确发布疫情后，才逐渐“复位”。不少教师从正面肯定了政府和媒体的明智举措，还分有部分教师着重析了媒体“缺位”的负面影响，以及媒体“复位”后存在的问题。李良荣教授对我国媒体在“非典”事件中的表现用两句话进行了高度概括：失败的前期了望功能（即疫情发展的前期提供预警的失误）和成功的后期动员功能并存。
赵民讲师对我国媒体的SARS疫情报道进行了阶段划分：1、淡化处理阶段（自年初广东疫情扩散至3月底）；2、“有限”报道阶段（4月1日—4月20日）；3、趋向客观报道阶段（4月20日以后）。第三阶段的报道逐步走向理性与客观，在“正面宣传”和“疫病准确报道”间基本实现了平衡。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与宣传主管机构的政策是密切关联的，要引起重视。杨鹏讲师从信息传播、受众、舆论引导角度，对伊战和“非典”蔓延期间我国媒体内容意见信息增多且形式多样进行了肯定。
为什么我国媒体对国际、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呈现出不同的态度？黄芝晓院长认为，这与利益关联有重要关系。伊拉克战事和我国利益间接相关，因此我国媒体对其报道持全面、公正、客观、超然的态度。而SARS事件和我国利益直接相关，媒体4月20日后所持的态度除全面、公正、客观外，是“介入”而非“超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重大突发事件，媒体报道的态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利益，因此都要恰当、慎重。
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一些教师敏锐地捕捉到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典型意义，在研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
张国良教授报告了关于上海市民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问卷调查结果，并与以前的“9.11”事件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调查结果显示：受众对伊拉克战争的知晓情况与“9.11”事件相比，知晓比率略有提升但关心程度加深；迅速获知相关信息的比率大为增加。调查结果还显示，网络的传播功能这次表现得并不明显，说明“网络时代”才刚刚到来。从受众对相关媒介和报道的接触与评价状况来看，上海市民对传媒的满意程度居中上水准。这值得欣慰，同时也意味着无论传统媒介还是新兴媒介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
殷晓蓉副教授就“非典”事件探讨了人际传播领域的变化。她认为，“非典”事件使人际传播领域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种变化：首先，人际交往的方式和范围有了明显的影响，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显著减少。其次，经历社会原有规范的暂时失效所带来的混乱后，人们普遍求助内心的平和，同时在灾难面前急需建立归属感。第三，人际之间的互动行为以特殊方式增加，各种信息流动加快，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抹平”、“削尖”、甚至“歪曲”的情形时有发生。
俞振伟副教授提出了“后SARS时期”的新闻传播问题。他认为在“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新闻媒体应通过有意识地开掘报道领域、设置热点议题、更新传播技巧等来重拾大众信心，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秩序。
韩纲讲师针对SARS疫情的信息传播模式建构进行了研究，以此来检视政府、传媒、公众三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和接受模式。
另外，吕新雨教授、洪兵讲师、谢静讲师分别就网络上对SARS事件的人文社会反思、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自由与政府控制、公共危机中的组织传播与组织建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孟建教授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次研讨会在当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聚焦了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与新闻传播的复杂关系。研讨会一方面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以极其关注现实的学术眼光审视了SARS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另一方面，也以更为前瞻的学术眼光审视了“后SARS时期”等一些新闻传播学的前沿问题。这次研讨会，是复旦新闻学院针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快速学术反映，也充分体现和展示了新闻学院老师们的人文精神和学术实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陈建云、陈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基金实施条例
（草案）
